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

“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诗篇115：1）

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信主的经历，愿荣耀归给主！

 一、生在回教背景家庭，但从小不认识神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伊斯兰教背景的家庭里，妈妈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外公是一位伊斯兰教阿訇。小时候外公常常带我们诵读并背诵《可兰经》，我们家也有伊斯兰教的礼拜活动。虽然如此，我在信主以前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迷信。当时我的爸爸给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当过管家，我的家庭算是比较富裕的。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不可能使我认识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但当主的恩典临到的时候，这一切的障碍、拦阻都会被扫除干净了。

 二、考入大学，听闻福音，认识独一真神

我是上大学后才听到福音并相信耶稣的。1948年我参加高考，当时中国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自主命题，考试时间也不相冲突，因此我连考16天总共报考了八所大学。但我在认识上一直觉得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在北京，所以我报考的对象以北京的大学为多。偏偏发榜之时，除了一个辅仁大学（非我理想），其余都未录取。这时，上海的大学也发榜了，我被沪江大学录取，于是我就进入沪江大学学习。

沪江大学是一所浸礼会的大学，有着很好的师资力量，而且还有一个宗教办事处，专门负责对全校大学生的传道和牧养工作。在我刚入学的时候，学校宗教办事处来了一位新干事，他是沪江大学建校38年以来唯一一位每门功课成绩都是全优的学生，而且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叫李明馨，现在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当时他刚毕业留校在宗教办事处任干事，他组织了一系列讲座，拟了17个题目，从《到底有没有神》讲起，按着信仰的层次接着还讲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救赎是怎样的等等。

这第一堂讲座就把我的心给逮住了。这是我一生信仰的起点。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宇宙间到底有没有神。但李明馨讲的其实很简单，他说没有神，宇宙又是怎么来的？宇宙是那么的有规律，地球是那么的美丽，是那么恰到好处地适合人类居住，如果没有创造者，这可能吗？既然不可能没有创造者，而他所创造的宇宙又是那么伟大、奇妙、美丽，可见一定是一位全能、全知且满有慈爱的神。因此，《圣经》里有一节很有名的经文：“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9-20）。这段经文给我的冲击实在太深了，就像一根古时撞城的撞木，一下子把我里面紧闭的心门撞开，让神昂首挺胸地进入我的心城，并登上心里的宝座，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不是说我有多好的灵性，实在是因为神的存在是一个真理，不容我们有一点置疑的地方。以后我的人生起起伏伏，也受了很多的磨难，但我对神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我就是得益于这样的对神的认识。

沪江大学是一所典型的基督教大学，学校里有沪江堂提供给基督徒活动，我在教会和团契里接受栽培和牧养。教我们的老师们同时又是教会的教牧人员，都是很有水平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边学习、一边得着信仰方面的栽培。感谢神的是，我信主，我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反对，他们抱着比较宽容开放的态度。

 三、考入燕京大学，参加福音聚会，生命得栽培

虽然我考上了沪江大学，但我的心还是很向往北京的大学，因为我始终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在北京。于是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我又报考北京的大学，并最终被燕京大学录取，专业是安全技术劳动保护。当时上海和北京的大学团契联系是很紧密的。上海的弟兄姊妹就通知在北京的弟兄姊妹接待我，带我去团契和教会聚会。

当时的燕京大学称得上是中国最一流的大学，创办人和校长是有名的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也很有治学治校的才能，他把燕京大学治理得井井有条，有着美丽的校园和幽静的学习环境。燕大校园景色也布置得非常漂亮。但因为有浓重的宗教背景，当然被认为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侵略，而司徒雷登是典型的代表，当然就不受欢迎。因此，当他离开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还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社论文章。

司徒雷登先生已经离开了，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在燕大仍然保留着。当时燕京大学有一个福音聚会，聚集了五十多位弟兄姊妹。里面有当时中国几位最有名的传道人的子女，像宋尚杰博士的女儿宋天婴、宋天真姐妹俩，杨绍棠先生的儿子杨安溪等等。参加燕大的这个福音聚会对我的一生信仰影响非常大，帮助我追求神，使我的信仰和生命不断得到坚固和成长。在弟兄姊妹的带领下我到王明道先生带领的教会参加主日聚会。燕京大学在北京郊外，我每周都坐车赶往市区到王明道先生带领的教会聚会，中午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吃饭，王师母非常虔诚、贤惠，热情接待我们，我们都亲切地称王师母为“婶子”。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使信仰更加扎实，并最后毕业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燕京大学等16所教会大学被撤并，燕京大学被取消，并入北京大学，校园从城里迁到城外原燕京大学旧址。因此，我起先考取的是燕京大学，但毕业的时候拿的却是北大的文凭。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劳动部工作。部长是赫赫有名的李立三，他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也是劳动部第一任部长。我虽然进入了这样的中央机关，但仍然坚持在业余时间参加聚会，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这样的行动很不理解，觉得十分可惜，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怎么那么迷信呢。

四、风起云涌，三自化运动，教会大试炼，为主受逼迫下监狱

在我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处在新政权之下的基督教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吴耀宗发起的三自革新运动，要求中国的教会彻底来个大改变。因为政府认为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具有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中国的教会由西方差会建立，牧师从国外差会领工资，按西方的方式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中国教会处于一种被西方控制的状态中，因此，今后要切断和外国教会、差会的一切联系，必须实现“自立、自养、自传”，简称“三自”。

当时王明道先生明确反对这个所谓的“三自”运动。王明道先生认为在中国真正信仰纯正的教会本来就是“自立、自养、自传”的，根本就没必要再重复地搞一次“三自”运动。另外，倪柝声弟兄创建的基督徒聚会处也完全是由中国人“自立、自养、自传”的本土教会。但是政府对这个实际情况没有分别，尽管你已经是实现了“三自”，但也必须加入政府发动的“三自革新”运动里面来。后来政府发现很多基督徒反感这个“革新”运动，就把“革新”改名为“爱国”，你爱国总是要的吧，要求每个基督徒都要“爱国”，不要和国外再有联系。从“三自爱国运动”的整个方向和目标来看，企图割断中国教会和西方教会的联系，同时在推行过程中尽量促成基督徒脱离教会，由信转向不信也是一个事实。这实际上叫中国的教会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而又陷入新的政权的控制之下。很不幸，当时很多教会的传道人被迷惑，纷纷响应，包括倪柝声弟兄也宣布加入“三自”。

王明道先生之所以反对政府发动的这个“三自”运动，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推动这次“三自”运动的领导人吴耀宗、丁光训是“不信派”，是美国新派神学院毕业的无神的神学博士。他们名为神学家，其实是“政治家”（政客）。他们发起的这场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很多人因此而跌倒。因此，王明道先生本着圣经真理对吴耀宗的错谬神学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为王明道先生的讲论很有说服力，很多人明白其中的错谬而选择离开“三自”。于是，形成了以王明道为旗帜的反“三自”力量和由两位无神的神学博士领导，背后又有强大的国家政权的“三自”运动的冲突。为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大规模逮捕。王明道先生是在1955年被捕入狱的。当时我和另外十来个年轻人经常在王明道先生那里参加聚会，被认定是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也遭到逮捕，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待了17个月。我们在监狱里接受审查，除了信仰外其他都没问题，因此就被释放了。与此同时，劳动部却将我除名，单位里的很多人为我深感惋惜，这么一个风华正茂、前程光明的年轻人竟然因迷信而失足。

我被捕下监，这是我人生遭遇的极大挫折。因为神住在我里面，坐监的那些岁月生活虽然非常艰辛，但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倒使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从监狱出来后，被劳动部工作开除。领导说我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干，就是脑袋不开化，因迷信误了美好的前程。但我心里有神，我对这一切全不在乎。我始终持守着对神的信仰，因为神在我心里作王。

 五、下放安徽农村，在基层接受磨练，实现炒茶技术革新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里靠不住的人，于是就把我当作清理对象下放了。当时有一个原则，下放的人尽可能遣返原籍，我的祖籍是在安徽休宁县，于是我就被下放到休宁县。休宁虽然很有名，历史上出了好多位状元，但在经济上却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到晚上只有三个小时发电。我想我大概可能要在这个地方终老一生了。

当时，大学生一毕业进入中央机关，一年后有定级的规定，大学毕业后一般都是定20级（干部定级分23级，地位越低，级数越大）。但我因为党组织一再关注，而自己却一再疏远，通知上党课，缺席；通知有团日活动，不到；通知集体春游，避开。政治表现上的落后，非常明显。因此，当和我一起进机关的同班同学，定为20级时，独给我定21；等到他们都升到19级时，我不仅没有升，反而被定为22级。我就是在定为22级后，还是没有接受教育，仍旧“迷信”耶稣，远离组织，而被遣返原籍。可是下放到休宁县，县政府又不接受，经过询问，才知道就我这个落后的22级，竟然和县长同级，县政府无法安排，只好退到地区了。徽州地区接手后，也感到很难解决（我想，这除了级别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迷信”耶稣）。政府机关不适合，就把我安排到企业里——屯溪茶厂。

我进入茶厂以后，先被安排在炒茶车间里当勤杂工，给炒茶工厂的炒锅挖煤、劈柴、供水（拌煤）。这繁重落后的劳动并没有引起我什么怨叹（因为当时主怜悯我，我确实认为这是我因“跟从主”而必须背的十字架）。相反，自己反倒觉得因为有了这繁重落后劳动的经历，引起了自己一种改变状况的责任。于是，劳动之余，自己就琢磨起工艺的革新来。正巧，车间的机工和电工工段里，各有一位机工和电工，也都是上海人，我们很谈得来。于是，我请机工刘师傅按我的设想制作一个用机械带动的大滚筒（原先的小滚筒是用来冷却刚刚炒下来的热茶，并趁茶叶热胀张开时，藉着滚筒的摩擦面被卷起来成为条状），请电工周师傅按我的设想用电熨斗内的云母电热片连接起来，包裹在大滚筒以外（用石棉阻热外散）加热。这一招果然成功了！电炒的茶，不仅色泽比煤炒的鲜，而且香气浓郁，胜于先前。这样，样品送到合肥省茶叶公司评茶室，经严格测评后全项通过，并通知全省推广。另外，省茶叶公司又把这项革新送到当时正筹备举行的省科学大会审查，受到展出列项。

这个时候，劳动部派人下来了解我下放的表现。省劳动厅派劳动保护处长陪同部里来人一起到屯溪，对我进行考察。了解到我在基层并没有消极，而是一直积极劳动，并在业余钻研炒茶工艺，进行有效的技术革新，还在省里获得了表彰，进入了科学大会。部里当然很高兴，准备把我收回去，但正好省里也缺专业干部，于是向部里商量，把我调来（安徽）省劳动厅劳动保护处，负责筹建劳动保护教育中心和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这样我又在省劳动厅多工作了8年，一直到68岁才退休，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

 六、退休之后，在家里有聚会点

1989年我退休后在我家里开始有聚会，左邻右舍和很多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来参加。与此同时，我把国内外著名传道人的属灵书籍进行翻印，发往全国各地供弟兄姊妹阅读。可惜这是违法的举动，翻印图书既没有书号，又未经审查。因此到2000年，我被公安抄家，所有非法翻印的属灵书籍，都被没收，自己也被监视居住。

 这就是我认识主、经历主的一点见证。回顾自己自己信主的经历，使我常常想起《诗篇》16篇上的话：“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16:2）。“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诗篇1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