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生命爱中国，中国却有人残杀他们

感动于传道士

  这曾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每当我看完西方传道士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以后，总是热泪盈眶，说不出的感动。也许是这个原因，让我很快地就接受了救主耶稣，而没有一般人在接受救主前的听道、劝说、犹豫。

  在我还未信主前的2007年6月，因工作关系到乡下去搞调查。无意中发现了那个百多年前的著名教案——“青岩教案”的修道院遗址和传道人的墓碑。这一教案在当时曾震惊中外，惊动朝廷。后来被誉为“爱国行为”的教案。

  事发当时，清咸丰11年（ 1861年6月12日），端午节。天主教徒们被当地人围攻、谩骂，后来发展至当地武装团体围攻修道院，并放火焚烧修道院，之后将四个教徒捆绑上山就地斩首处决。

  事隔一百多年后，当我们站在这个曾经发生震惊中外事件的地方，极目远眺，修道院旧址满目疮痍，苍凉、孤独地坐落在山脚。这里地理环境十分恶劣，全是石头裸露的山体，少有泥土，因此没有高大的树木，极目所见，只是杂草丛生的荒山野岭。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栽种庄稼，估计收成一定不会好。

  修道院旧址因地制宜地就是用这些山石来垒砌修建。我们沿着过去的古道，现在已变成狭窄的小径，路边长满荒草，将原本就不宽敞的石板小道遮蔽得更加狭小。顺着山道，来到姚家关修道院。这里早已成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残垣断壁。市政府的一块文保碑座，孤零零地立于路边。上面除了几行简单的字外，对教案的发生始末无任何记载。离文保碑座仅十几米远的距离，发现一块当年被斩首之一的教徒王马尔大的墓碑。已残断为两截，被弃置在教案遗址的小径上，成为铺路石。

  面对荒凉的旧址，一股难言的痛楚让我无语。这如今看着都如此贫瘠的土地，试想在当时的贫困条件下，更是何等的贫瘠！可这些传道士却不远万里，离乡背井来到这块陌生的、贫穷的、充满危险的异国它乡，并为了自己的信仰献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且死得是那样惨烈、那样无辜……

  他们如今竟然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坟墓都在文革时期被破坏了，墓碑也散落在各处。我不甘心，多方打听，终于在另一座山头上找到了教案死难信徒们的坟墓。这是一个合葬大墓，属二次葬。所幸的是，墓葬用石头按当地风俗规规整整地修砌成一个圆形墓，墓前还修建了一个宽大的石台桌，供人献祭之用。墓前的巨大石碑上记录了四个死难教徒的名字，这四教徒在2000年已被梵蒂冈册封为圣徒。下面落款是一九九九年春节，以当地“圣安多尼”天主教堂会众的名所立。伫立在墓前，我悬着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仿佛为他们有了着落而安心。

  一起的同事介绍说，威宁石门坎也有一批基督教传道士，是19世纪末来到中国的，并选择了最贫困边远的地区传教。他们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去年3月，我看到了一本书——《寻找那些灵魂》。此书是最近几年由一个贵州学者王大卫写的，专门介绍威宁石门坎基督教传道士伯格理的事迹。后来中央电视台也拍了一个专题片，介绍伯格理在石门坎的经历，曾在央视反复播放过。

  贵州威宁——我曾因工作关系去过两次，那里的乡村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四周全是大山，与世隔绝。那里的地理条件比之刚才所说的青岩，不知要贫瘠多少倍，且交通十分不便。上世纪初，那里更本就不通车，进出全靠人挑马驮。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才通公路。

  我们下乡去威宁调查，乘坐长途汽车，走了两天。由于路况不好，一路颠簸，车内满是尘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尘土味。到了晚上，大雾笼罩，能见度仅一米，一米以外看不见前面的道路。汽车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山道的一边是悬崖峭壁。司机为安全起见，只能慢慢行驶，直到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才到达威宁县城。这里是高寒地区，气候常年偏冷。六月的天，别的地方已是夏天，在那里却阴雨绵绵。旅馆里的被子发出一股难闻的霉臭味，睡在床上又冷又潮，不开电热毯根本就冷得无法入睡。由于不知这里的气候，下来时穿的是T恤和裙子，来到这里被冷得双脚直跳，只得立马上街去买毛衣和牛仔裤御寒。

  第三天一早接着乘坐汽车到我们所要去的乡镇。我们从省城到乡镇，乘车走了两天半，而且还是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乡镇。要是到最边远、偏僻的石门坎，估计得走三天不止吧？这还是如今的条件下，试想上世纪初，一个外国人从英国到石门坎得走多远的路呀！难怪伯格理会在去石门坎的途中骑马坠崖，差点牺牲掉。

  我第一次领教到威宁的边远和落后状况后，就宣布，从今往后再不去那个地方下乡。没曾想宣布不久，单位又派我第二次去威宁，且推都推不掉。

  我一个中国人，尚且害怕去这样穷困的地方。而那些英国传道士却不畏艰险，来到这个完全陌生、偏远，又如此贫瘠的少数民族地区（苗、彝聚居），且语言不通。如果不是带着基督的爱，是很难做到的。

  英国传道士柏格理于1905年由昭通来到石门坎，这里与云南昭通交界。他之前在昭通传道已多年，正准备回国。一天有几个来自石门坎的花苗找到伯格理，并对他说，听说有个叫耶稣的爱他们，所以他们来寻找耶稣的爱。伯格理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传讲福音。花苗们在此呆了几天后回去了。从此就源源不断地有许多苗民从石门坎来这里寻求耶稣的爱。

  伯格理看见这种情况，就举家来到石门坎，向当地花苗传福音。

  由于当地苗族、彝族同胞能识汉字的人寥寥无几，对于传输上帝的福音很不方便。于是柏格理主持创建了苗文，让苗族人用自己的语言符号来阅读上帝的福音。苗文的创建，结束了苗族几千年来无自己文字的历史。也是柏格理对苗族文化的重要贡献。他说“我们尽可能将文字结构简单化，以便让这些质朴、善良的人能更容易记忆和阅读。所以，我们研制的苗文，必须是绝对语音化与容易理解的文字体系。——柏格理《苗族纪实》”

  除了创制苗文，柏格理还开办学校，先后在此创办了三十多所中、小教会学校。让当地适龄儿童以及不适龄的成人都能够接受教育，读书识字，从而能听读上帝的福音。后来由这些学校毕业的孩子被选送到成都、南京、武汉、北京等地深造，培养出一批包括博士在内的优秀人才。具不完全统计，在这些人中间，各大专院校毕业生有三十多人，其中包括硕士、博士生4人；中学和中专毕业生有两百多人；小学毕业生有数千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解放后成为政府机关、学校及科研单位的骨干。一个连自己文字都没有的少数民族贫瘠的地方，能出现这样多的人才，真是个奇迹!

  其实，这正是上帝借着柏格理向人们所显现的神迹。如果仅凭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正如耶稣所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感谢主！一切的荣耀归于主！

  不仅如此，由于当地缺水，生活条件极差。山民们每天要行很远的山路取水，来往很不方便。柏格理就带领山民将树的原木中心挖空，做成水管，将山泉从山上引下来到寨子里，供人们饮用，大大方便了群众生活。

  针对当地缺医少药的情况，柏格理在当地创立了两所教会医院，让当地人可以得到治疗、护理的机会。一如当初主耶稣到处给人治病一样。

  由于对麻风病的恐惧，当时的地方官员竟下令将麻风病人全部烧死，或是驱赶到很远的深山老林中去。于是当地人对待麻风病人，采取先用酒灌醉，然后将其活活烧死的野蛮、豪无人性的方法，使麻风病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救治。为改变这种状况，柏格理又创建了麻风病院，让麻风病人能得到医治。

  柏格理不仅修建学校，还在学校修建了露天游泳池和球场，让孩子们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柏格理还对无家可归的儿童们开办了孤儿院。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柏格理先后创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等若干所。且全是自己在英国筹集到的款项。他在中国27年只回了三次英国，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回去筹集资金，好创办医院、学校。

  柏格理对当地山民充满了爱，且将基督的人人平等理念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一次柏格理走山路到老百姓家里传道，回来遇上大雨，山民要他骑马，可他却不愿自己骑马，而让别人为他牵马，他认为这样是不平等的。因此执意走路，坚持与山民们一样走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因淋雨感受风寒，回来大病一场。

  柏格理一行来到乌蒙山区，所行这一切的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无限的艰辛和不可预测的巨大困境和生命危险。由于他的善良和热情帮助，山民们大批聚集在他周围，听他讲道。因此也触怒了当地土目，害怕他抢了他们的势头。于是要置他于死地，曾多次派人暗杀他，甚至将他毒打致残。有一次半夜，60多名全副武装的男子举着火把，手持大刀、长矛、步枪和棍棒等凶器，呼啸着向柏格理冲过来，拼命打击他。正当他认为即将要死去时，一个披着羊皮毡的汉族男子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挽救了柏格理的性命。柏格理对此心怀感动。为此，苗民们在《苗族救星》一书中说道“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为了在当地建立教堂、医院、学校、孤儿院，柏格理苦心拼搏、呕心沥血、历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最终完成这些目标。但他自己也因此病倒了。

  因为，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后，为了尊重苗、彝族人的生活习俗，经常吃生冷或半生的牛羊肉和食物，肠胃长期不消化。他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穿衣，不久便染上了痢疾。且由于常年地走村串户，食宿居无定所，时常睡在山民家冰冷的地上，经常劳累，更加重了病情。这样的生活达十多年之久，1917年9月，因救治伤寒学生而不幸自己感染伤寒。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全部用在学生病人身上，自己却拒绝用药，终因病情加重，病逝在远离故乡的异国他乡。

  关于柏格理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只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柏格理住院期间，数以千计的苗、彝族人翻山越岭几十里从各处前来探望他，双方眼里都浸满泪水，依依不舍。山民们早已将柏格理视为自己的亲人。尽管生病，柏格理仍一直坚持工作，将第一部英文《福音》翻译成苗文。

  柏格理终于不堪重负倒下了，长眠在这块浸满他汗水、血水与泪水的土地上。数千老百姓排成长龙，一路哭泣着为他送葬。下葬后，仍有几百人不愿离去，连续几个昼夜在他坟前守候哭泣。直到今天，当地民众提到他，仍几度哽咽着说不出话，无不怀着极度的敬重之情。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眼前一片模糊，同样浸满泪水。我怎么也不能将柏格理所做的这些与我们曾耳熟能详的“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走狗”、“帝国主义特务”等名词划上等号。相反，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倒与共产党所提倡的“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好儿子”、“共产党的好干部”等等称谓相符合。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呢？

  难怪总书记胡景涛在贵州期间，曾要共产党的干部学习柏格里这种为民亲民，做实事的作风。

  遗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传道士们被冠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帽子，被驱逐出境。使本来一度已经逐步走向文明、兴盛的石门坎又衰落下来，最后重新归于贫瘠。那些曾经的学校、游泳池、医院、孤儿院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无人问津，一派荒凉景象。这里从1949年以后，再没出过一个大学本科生。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为了这段历史有人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里面论述了石门坎怎样从文化的中心又跌落至文化的边缘，问百年石门何时再开？

  打这以后，我对基督教发生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我时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让他们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做到这一切呢？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基督徒，我毅然决然地立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成为一名基督徒。我认为能成为一名基督徒是我无上的荣光。——“基督徒”，一个充满荣耀的名称。从基督徒身上，我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博爱、奉献和舍身精神。

  信主后，才知道是耶稣基督给了这些基督徒力量，是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激励着他的信徒们，让他们像耶稣基督那样充满慈爱，做到舍身救人。他们活出了基督的荣耀。只有耶稣才能让这些传道士做到常人所做不到的奇迹。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典范！他为了让我们众人得救，甘愿舍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在之后千万个信徒，沿着耶稣的脚踪，为了传神的福音，为了天国的道，舍去自己拯救他人，这是何等高尚的大爱！

  最后，为在这片土地上洒下汗水和热血的死难传道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愿他们在天国与神同在，阿门！

石门坎曾经的学校露天游泳池，分男女池

曾经的学校足球场。解放初期，国家队里有几名足球运动员就出自石门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