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主义Augustinianism

奥古斯丁对西方教会的影响实在太广泛了，本文只能就他反伯拉纠的作品，看他“恩典论”的影响，这也是奥氏最常被引用的思想。

奥氏在生的时候，便有人对他的作品提出批判，他们是伯拉纠及半伯拉纠的人。由此引起的争辩持续了一段时间，至终引到五世纪和六世纪奥古斯丁思想大获全胜，且为鲍尼法斯二世（Boniface II，教宗，530～2）在531年批准了奥兰治第二次会议的议案。让我们分三部分来看奥古斯丁思想对教会的影响。

对教义的影响

对圣经正典的形成、神观及创造论、三位一体、人的堕落、道成肉身、神的恩典、教会观、圣礼观，以至基督教哲学等发展，奥古斯丁的成就可说是无出其右的。

1.正典（Canon254,Canon）的形成。决定圣经正典主要有两个会议∶393年的希波会议和397年的迦太基会议，奥氏是这两个会议最具决定性的人物。

2.神（God）观和创造论（Creation）。这二思想是基督教的柱石，也是最受误解及攻击的。误解者是人好把神与其他自然界及邪灵混为一谈，像占卜星相之类；攻击者是有关神的位格问题，古代的异教（如摩尼教）及近代流行的民间信仰莫不如此。奥氏皈信基督后，对摩尼教的二元论、物活论和宿命论，详释其谬误，指出圣经的神是惟一永恒、全智、全善、全爱的，人是在祂的看顾引导之下，不是某些不知名的命运；在祂之外再无别神。再者，他指出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任，不能诿过于神；他的神义论是早期教会最完备的理论之一。但我们也要指出，他在《天主之城》轻视今生、物界，及人一切的建制，亦为后代倾向二元论的人提供了最方便的藉口，虽然奥氏从没像诺斯底主义或摩尼教那样，说物界是邪恶的。

3.三位一体论（Trinity）。三位一体论对奥氏来说，不纯是理性的问题，也是敬拜和默想的对象，事实上，后者是决定前者的，此为他的名言“信心先于理性”的意义。在《三位一体论》（The Trinity）中，他一方面反对三神论，另一方面又反对撒伯流主义或神格惟一论∶以神为独一，父、子、灵不过是神的三种显示，是没有三位可言的思想。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下，奥氏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及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而出。此二说先后为迦克墩会议及尼西亚会议接纳为基本教义。

4.堕落与救赎。奥氏在反对伯拉纠主义的争辩中，为教会解释人的堕落及神的救法。他说，人为受造之物，原是善良，又具自由意志去拒绝犯罪，就是堕落了，他的自由意志（即择善去恶之可能）仍然存在；但亚当的罪祸延后代，人不再能靠己力来择善去恶，因罪的本质为骄傲，而人又不愿倚靠神来对抗情欲，结果就落在永死的刑罚；这是为什么神用道成肉身之法，及恒守的恩典来拯救人。

他认为基督与亚当最大的分别是谦卑，取了人的形像来死于十字架。但基督的死有什么价值呢？奥氏没有明确的看法，有时他看为宗教上献给神的祭物，有时看为法律上代人受刑，有时则看为献于魔鬼的赎价；奥氏之后，教会在这方面的辩论，显出上述三者不能等同视之。不过奥氏关心的，是基督之死与人得救赎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清楚明确的∶人不能靠己力得救，因为得救是白白的恩典。或直接或间接，教会会议是因奥氏的恩典观，而定伯拉纠主义和色勒斯丢为异端。从此教会即相信神的恩典对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他行善的力量，可惜此思想不为中世纪教会重视，以致行善成了邀恩之途。

5.教会及圣礼。奥氏一方面对教会持有极高的评价，认为教会之外别无救恩，而圣灵只在大公教会的范围内施恩；但另一方面，他又拒绝像多纳徒派的分离主义，认为只要教会一天自存于世，她里面就必有稗子和麦子相混，人强硬分开二者，必引致更大的罪恶∶分裂基督的身体。

奥氏认为一切属灵的行事，皆有可见的记号，这就是圣礼，故奥氏承认的圣礼极多，包括驱魔、按立、婚姻等；但他认为最重要的圣礼是圣餐和水礼，且必须在大公教会内施行才为有效，此为反对多纳徒派分裂教会的行为。

6.基督教哲学。奥氏建立基督教哲学的功绩也是巨大的。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向来都很深切，保罗书信及约翰的作品一早就显出来，此后游斯丁、亚历山太的革利免和俄利根，也是善用哲学作解释、辩护或反驳的人。奥氏原本就是个哲学家，精于柏拉图的思想；信主后就以哲学为神学的使女，或为护道，或为宏道，都显出慎思明辨的功力。他的知识论和本性论就是最好的说明。因着他个人得救的经历，他不像后期的阿奎那那样，从官感知识出发，运用理性的程序来到神那里。他认为罪恶已把就神之道中断，人若要认识真善美，就必须藉着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光照，才能认识神，故他的劝告是∶“你若不明白，就要相信以求明白。”这是为什么奥氏虽精通各种学问，却没有建立如阿奎那那种无所不包的系统。

他对人性及自由意志的分析亦非常精辟，认为罪恶非出于人性本身，乃是人的自由意志。他把意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堕落后，妄想藉自由意志来行善，其实他只能行恶；第二阶段是人领受基督恩典后，可以不犯罪；第三阶段是信徒死后活在永生里，不能犯罪；这种解释为后代人接纳。

奥古斯丁之后的伟大的神学家，几乎没有不从他的作品得益，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如克勒窝的伯尔拿就是〕。我们可分天主教与基督教两方面来看。

罗马天主教

整个中世纪神学都可以看见奥古斯丁的影子，安瑟伦、伦巴都、阿奎那等人的神学莫不如此。到了改教时期（改教运动的神学），改教家指出罗马天主教事实上是偏离了奥氏的思想，透过鼓励善功与赎罪的行为，他们实在走入奥氏所反对之伯拉纠主义的错误（参下面一段）。这时天主教对奥氏作品有两大解释的阵营∶俄坎的威廉和比尔认为，奥氏从没反对善功的重要，故他们仍是在奥氏的精神内；另一派则指出奥氏思想的重心，非如天主教当时所说。拜犹（Michael Baius, 1513～89，比利时天主教神学家）称曾读过奥氏反伯拉纠主义的作品达七十次之多，对奥氏作品的解释虽较反改教运动者更忠实，却为1567年的教宗谕旨定罪。

但造成这种混乱，奥氏是要负部分责任的，因为他在不少教义的诠释，有前后矛盾之嫌。如人的得救问题，他一方面认为是出于神的预定，另一方面在讨论圣礼与教会的作品中，亦说只有接受有形教会的圣礼，才有得救的希望；神的预定与人的圣礼，明显地不是同一回事，这就使后人有许多种不同解释的可能。这种混乱的主因，是他企图把新柏拉图思想和通俗的教会传统，混入他的教会解释而造成。再举一例∶他一方面强调信徒在信、望、爱的生活全本乎恩典，另一方面又推许修道主义和苦修的价值，他既不把二者的界线标划出来，后人无论推行什么运动，就几乎都可以用他作理据了。

自改教运动到十八世纪，奥古斯丁的思想成了天主教会争辩的中心，有时教宗索性把正反双方都判为有理。耶稣会采用摩利那（Luis Molina,1535～1600，为西班牙耶稣会神学家）的思想，以神的预知教义来调解自由意志与神的恩典；道明会则斥责摩利那主义为半伯拉纠主义，他们却被人指摘太近于加尔文的思想。1607年教宗却判二者皆直。约百年之后，诺立斯（Henri Noris, 1631～1704）本于奥氏思想再反对摩利那主义，引发另一场争辩，天主教会又再判双方皆对。但总体上说，耶稣会那种半伯拉纠主义的思想仍是占上风。

最重要的争辩可说是由杨森（CorneliusJansen, 1585～1638）引起的。他原是荷兰的天主教神学家，在他死后，他的门生出版了他的著作Augustinus，是本于奥氏的思想来解释预定、恩典及个人归主，由是引起以摩利那主义为本之耶稣会的不满，几乎把法国的天主教分裂了。当时杨森主义是用作更新灵修与敬拜之用，为道明会，及如巴斯噶等人支持；他们强烈反对耶稣会的摩利那思想。1653年，教宗依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在杨森作品中找出五个错误的思想（有些是读进去的）：没有神的恩典，人不能行神之命令；恩典是不能抗拒的；堕落的人可以不受强制去犯罪；半伯拉纠主义的错误，乃在否认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若说基督为所有人死，就是属半伯拉纠主义。依诺森认为上述五点都是错的。结果杨森主义的大本营坡若亚修道院（Port－Royal）被关闭（1709），杨森主义者另立主教，成为古天主教会（Old Catholic Church）一部分。

自十八世纪后，奥古斯丁的思想就不再有那么多纷争，人亦因长年精研奥氏的著作，而设立多个奥古斯丁的研究中心，并办了几本专门期刊。今天人注意的，不再是奥氏反伯拉纠的作品，而是他正面解释教义之作。

更正教

改教的猛将没有一个不是受益于奥氏的遗教。在改教前，教会因着文艺复兴的复古精神，奥氏作品早有多个新版本面世，其中以伊拉斯姆（Erasmus411,Erasmus, Desiderius）的为着。但改教家各有不同的着重点∶加尔文把奥氏的预定论重新整理，成为他有名的教义之一；路德则得益于奥氏对人性及神恩的论释；此外，如人的自由意志及原罪等问题，一方面是典型奥氏的思想，另一方面亦成了改教运动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教义。

时至今日，奥氏的神学特别为信义宗和改革宗重视，其中尤以反伯拉纠主义的思想为甚。巴特（Barth189,Barth, Karl 卡尔．巴特）一派的神学家，以及研究宇宙论和科学、神学间对话的学者，则批评奥氏的二元论，和专注于人类学而少谈基督论。但近代神学家深受奥氏影响的也不少，其中以赖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为著，他的基督教实名论就是奥氏的思想，而他的名著《人的本性与命运》（文艺，41989），更被称为现代版本的《天主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