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属灵生命的成长
——试析50后、60后大陆知识分子的自我形成及其行为表征
文/施玮
近年，海外华人教会中，大陆背景的信徒越来越多地成为教会事工的主要同工，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学者身份的传道人。这些同工和传道人大都是第一代信徒，并且信主时间不太长就蒙神呼召、装备、并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与其它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间，常产生一些磨擦，从而对其本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形成一定的张力。
本文尝试从自我形象这一角度，对这一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征、偏失，及其在心理、行为上的反映，进行简略的分析，即帮助他们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心理辅导，也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减少“误读”。
同时，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批知识分子，已经人到中年，在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解读他们的心理，了解他们自我的形成及其影响，将是我们在中国宣教事工中，必须尽早并尽力加以关注和研究的。目前，对80后、90后的心理分析与关注较多，反而对50后、60后的分析与关注甚少，而这一代人不仅目前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并且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中，社会文化的变迁最大，积压下来的心理张力也必然是最大、最为复杂。
本文仅是初步地在几个较普遍的共有特征上进行分析，为进一步的研究，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节 认识自我
人是由上帝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是丰富的，是万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万有一样，是丰富多彩，是被看为好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人的价值在于其被造是在神完全的爱和美善中，其价值是在于个体性的“生命”，而非仅仅是团体性的“人类”。
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由遗传所决定的独特天性。但是，我们也身不由己地被置身于某种文化与地理环境之中。我们都暴露于某些影响之下，如：气候、食物类别、语言、教育、宗教信仰和家庭状况等。”（任炎林《教牧心理学》P10）
自我形象的低落与偏误助长人产生各种错误观念。“挣脱腐坏的形象，摆脱它背后的观念架构，是精神健康治疗专家帮助病人时必须处理的重要一环。在基督教心灵医治和传福音事工上，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要素。”（魏乐德《心灵的重塑》）
自我形象的低落与偏误，不仅是与个体成长中的家庭环境有关，也与成长背景的社会环境有关。对于大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影响他们“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认为社会环境的变迁甚至大于现在普遍重视的“原生态家庭”。
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群来说，虽然他们著书立说中大谈人本主义，追求自由、捍卫人权，但实质上他们的整个成长环境是在“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这样一个个性被压抑、被否定的时代。并且，相对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来说，在这群人心理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否定，与革命理想中的自我否定，形成了双重否定的巨大压力。
人类文化远离神本主义后，渐渐迷失于人本主义。但在中国文化中，其“人本主义”的体现不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张扬、独尊，而是“皇权”代替了神权，各种范畴的“集体利益”淹没了个体的人。浸泡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一旦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若不真正经历一个自我的重新认识、接纳、释放、重建的过程，很容易简单地以宗教的“集体”代替原有的“集体”，陷入律法主义，忽略个人与耶稣基督在生命上的联结，而更多看重宗教这一“集体”的认同。因为没有经过自我重新认识过程中的释放与医治，或对此环节只是在理性认识上浅略地掠过，那么，过去生命中的伤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会带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并且难以自知，也容易让别人误读。
“胜过自我”、“向己死”，这是基督徒的生命成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长期经历并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我们常常简单地理解了“自我”与“己”，没有分辨我们个体生命中的神创造之美与罪带来的偏误。恨恶罪性，却迁怒、厌弃“容器”——性格；羡慕美善生命，却急于以压抑与求同来装饰外表。
前者加深了对自己的否定（其实也是否定神的创造），并易陷入绝望、放弃，或是走入“面具”宗教徒的困境，不敢活出真实。后者就成了挂满塑料果实的枝子，虽竭力维持仍渐渐枯干。并且，以厌弃自我被罪污染的性格，代替对罪性的认识与恨恶，也使我们难以在认识神的救恩上走入更深处，难以获得真正来自于天父的不能被夺去的安全感，以及它所产生的喜乐与满足。
事实上，我们常常陷在这两个困境中，却不明其究，只是在行为和思想的表层竭尽努力，最后形成更大的焦虑与失败感，而帮助我们的人也常因不能正确解读，而加剧了这种焦虑与失败感。新生命的不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不信”，而“信”对于大多数大陆背景的中年知识分子来说，并非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可以简单的抛开或忽略理性。对他们来说，“信”很大一部分产生于认知，并与认知产生互动。被要求的，或是主动渴望趋近的基督教“教徒”形象，有时反而阻拦了他们在新生命中对“自我”深度的重新认识。将罪性归疚于“性格”，有时也是一种潜意识中对心灵重塑的逃避，是一种罪性的自我保护。所以，我们应当个人性地，在圣灵的光照下，来认识“自我破碎”的含意。以宗教的压抑与剥夺代替社会的压抑与剥夺，以宗教的求同求荣来代替社会的求同求荣，两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让人远离对神心意的认知，而对于50、60后的中年人，因着本身成长背景的特殊性，就应格外警醒。
魏乐德在《心灵的重塑》中，认为生命有六个基本面向，这难以分割的六个部分融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人的本性”：思想、感觉、选择、身体、社交情境、灵魂。“信徒在基督里所得的救赎，在本质上是全面性的救赎，意思是整个生命得蒙拯救。”（P29）因此，重新认识自我、建立“新我”，不能简单地将灵、魂、体分开来看；也不能将一个人的生命走向由信主那一刻隔断来看，更不能将一个人从社会文化中孤立抽离出来解读。
第二节 面对自我
人生奋斗的最根本潜意识动力，是对安全感的追求。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因逢六十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加上社会生存形态较单一化，小学、中学、大学、返城、出国等等，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千万人挤在一条道上。并且，在他们的人生中，社会经过几次突变，这都较易在他们心中产生拼博追求、自我承担的压力。这点，好的一面，带出他们积极、认真负责、独立思考的出色品质；但同时，有时表现出与人相处中的争竞、独断，以及对自己过多的要求和自我遮蔽。
若不经过在信仰中重新认识自我这个过程，这个群体的信徒，特别是传道人和同工，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这个人群进入信仰的心理期望，主要是追求生命的更丰盛与完美，其中仍有很大成份的理想主义情结、甚至兴国兴邦的使命感。但却因为大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内心难免有一份自我形象的惶恐与怀疑，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为了上帝的呼召与异象，盼望尽快投入事工，他们都急于尽快解决自我身份证明，获取被接纳的安全感，于是，过去文化中的求同心理，便会极大地增强，并在其无意识中掺入其信仰追求中。
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信徒，骨子里的求同意识，曾一度被知识思想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而遮盖，但信主之后，因为简单接受对“人本主义”的批判，不细究和详辨批判的内容，以至全然否定自我个体被造的独特性与价值，造成“自我”的再度迷失。对自我形象的怀疑、不确定、甚至是失望，形成了他们内心极大的张力。
五十年代出生这一批人：该读书时下乡了；千辛万苦回城后，又没了地位，就算进入大学的少数幸运儿，也成了“工农兵学员”；好不容易安定有个工作，又遇了改革下岗了，并且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批人的自我成就感、生存安全感都不断被打破，不断遭遇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弃绝，而其中“成功”的精英们都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因而也就更惊恐于被弃绝，这种惊恐与自我奋斗的习惯所形成的张力，有时会表现为极端性和不宽容。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相对张力小些，但他们同样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两次重大的社会价值观的弃绝：一次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迷失于全民经商的浪潮；一次是民主、自由的理想追求碰壁、破碎。我们需要了解，这种非自己个人的错误而遭遇的遗弃，并且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遗弃，所造成的无力感是巨大的，必定在“自我”的意念深处形成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被拒绝感，也许会因着以后奋斗的成功被遮盖，但很难自动愈合。
我们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具有在中国成长背景的人，不论是在慕道阶段、还是初信阶段，或者成为教会长执、传道人、牧师……都比较“喜欢”争辩。旁观者会认为这是一种强势、是“己”太大、
不谦卑、骄傲、固执独断等等，但若真正从其心理解读入手，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
争辩的产生，常常出于他们的求同心理，而求同心理正是他们对安全感的一种追求。辩论在这一代人语言习惯中属于正常交流，并没有太强的负面性。港台文化背景的人把气氛的和谐看得很重，大陆背景的这代人却把“思想统一”看得很重，争辩的目的是取得共同的思想，解决他们对安全感的恐慌。虽然他们言词激烈，但内心并不在乎辩输，更在乎的是不被接纳。
但不辩明思想的“爱心”接纳，很难给予这群人真正的安全感，也就无法帮助他们自我形象的重新确立。因为在他们思想形成的时间段里，阶级的划分、敌我的划分，形成了对“爱”相对狭窄的观念。作为学生时代的学习榜样，雷锋日记中“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缺点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在这个人群的心中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因此，他们会渴望经过辩论统一思想，成为“同志”（同道之人），被接纳，得到归属的安全感。
当他们的辩论与思想交流被回避时，1）他们会觉得归属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次仍会挑起思想争论；2）他们会感到被轻视、排斥，加重局外人的不安感；3）感到被否定，厌恶自己的争辩进而厌恶、弃绝自我形象。当遇到不仅是回避，并指责时，他们心中的被否定感和弃绝感会更深。表面上看，有时他们变好了——不再争辩了，可惜的是，1）他们里面的伤痛（来自原生家庭的、社会经历的等）未被医治，反而更深；2）更难进入自我敞开、接纳、信任的健康状态；3）错失了更进一步认识神、认识自我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批知识分子慕道友和信徒，首先不是追究他们探讨方式的“不谦卑”，而是了解他们心中的期待，以接纳、肯定的态度，正面地、诚恳地与他们一同探讨相关问题，并引导其学习正确的思想交流的方式。对于这个信仰群，先治里，后治表，才能产生更稳定的生命成长效果。就是说，要着先更注意重建他们的自我，纠偏其对神、对人、对自己的认识；然后才是对其行为和生活状态的渐渐引导。
第三节 重建自我
如何重建正确的“自我”？如何进入良性的、真实的生命成长？自身或他人如何来解读行为背后的心理，调整偏误，释放张力？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传统的、经验的“认知”，真正地建根基于神的话中。
走出传统的、经验的“认知”，一方面，是要借着信仰之光，借着神的话所启示的世界观、价值观，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个人成长经验，积留在我们思想中的各种观念。首先是面对而不是简单回避，然后是分辩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当我们将自我的价值、地位、归属等，建立在对上帝救恩的正确认识与信心接受上时，我们就敢于敞开自己许多隐密、关闭的门，让圣灵和神的话，深入到我们思想的最私密之处，进行光照、医治的工作。
如果从人格结构的“本我”、“自我”、“超我”角度上说，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原有生命中的“超我”，许多“应该”和“必须”的道德规范、理想期许，有意无意地直接穿上信仰的外衣。这样，我们的新生命不仅无法体会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喜乐与平安，不能真正学到并享受交托与信靠，反而更多了一层宗教的枷锁，层层加码的“捆绑”必然使三个“我”之间冲突加剧。过分的行为、强迫性举动、恐惧而生的敏感、易受伤、反叛等表现，实际上都是一种逃避，是自我用来保护自己的。
另一方面，简单地接受教会传统、其他信徒传递给我们的认知，在求同心理的作用下，形成是似而非的对信仰和教会的认知，也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正常成长的障碍。
只有回到神的话中，从表面的宗教归属感、群体求同心理，进入到追求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只有认识到神创造自己这一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上帝天父在母腹中的拣选、一生的预备，才能从容地寻求、相信、并等候神对自己生命特有的旨意与带引。
对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向他们传福音，还是遇到事工中的争议，我觉得首先要考虑到他们对安全感的需要。他们的安全感并不全完建立在态度、语气、和生活关怀上，温柔的语气有时会被他们解读成“客套”，若回避问题的探讨，这种“客套”甚至会使他们有被拒门外的感受，从而引发前意识（经验）中的弃绝感受，调动起潜意识里的自卫、抗拒，导致更激烈的争辩。
上一节已略述了，对待这一独特背景信徒人群，在思想交流和引导、生命认知与成长方面的注意事项，这里也还要特别强调，对待这一人群中慕道友和福音对象时需注意的。在对这个人群传福音时，不能回避思想的交锋，语气温柔、传递爱的同时，要了解形成他们观念的文化，进行分析与分辨。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们已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那样会造成他们陷入对安全感的恐慌，使对一观念、事件的争论，变成捍卫自我存在价值的“战争”。在这样的敌对、紧张的心态中，人很难安静审视争论的问题，无论争论结果如何，都只会造成心理创伤。
在今天资讯如此发达，并且中国特有的多神论为主的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神的存在，并不是这些中年知识分子跨入信仰的最大难关，这是一位怎样的神？对他的认知以及联结将会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也是信仰的关键。他们大多感受到社会和自我都“病”了，然而基督信仰的光照，能照出怎样的“病”因？如何医治？这是他们所关心的，也是他们能够愿意舍弃原有的“自我”、背起十架跟随主的关键动力。
我从个人的传福音实践中，建议以“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观念，和他们一同，来对他们已有的思想和文化，特别是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他们的“超我”，进行接纳欣赏、分析分辨、纠偏超越，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使用教牧辅导学中的陪伴、引导原则，首先给予对方安全感，然后陪伴并引导他认识自己（包括与自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协助他探讨有关信仰与生命的各种他所关心的问题（包括自身的问题、与神与人的关系、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中的问题等），这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只有帮助他们领受基督的心意，建立正确的神观、人观，他们才能不致受堕落人性的羁绊，从旧有文化和经验形成的，偏误的“自我”陷阱中走出来，以基督耶稣的观念与和形象来代替原有“自我”的观念和形象，形成属灵新生命的“自我”。
参考书目：
任炎林。《教牧心理学》。天恩出版社。2003/3。
张宰金。《教牧咨商》。华神出版社。2005/9。
高集乐。《教牧协谈概论》。华神出版社。三版。2002/7。
魏乐德。《心灵的重塑》。谭晴译。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06/7。
露丝-霍基。《医治情绪创伤》。吴秀莹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03/4。
陈善养、奥伯格。《妥善处理抑郁症》明朗儿译。基道出版社。2006/8
Gary R. Collins. “Christian Counseling”. Third Edition. Thomas Nelson.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