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切向钱看”点燃的地狱之火

施玮

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一切向前看”何时演变成了“一切向钱看”？这五个字中哪一个关键词轻轻拨动了一下方向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突然有一天，我们在经济建设风驰电掣的“磁悬浮”中向外一看，已经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并身不由己地远离着心灵中的伊甸园。

在“季铸教授的博客”中写道：“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过去，我们追求理想，为理想而奋斗。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只有财富是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普遍价值，所有人都喜爱的东西似乎只有一个字──钱，财富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追求财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据报载，在一次青年人的网络投票调查中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到投票者的72.68%。目前中国人对于金钱追求的动力，超过了其它很多更贫或是更富的国家，表现为一种急于致富的大众心理。这种对金钱的热望并没有随着丰衣足食而缓解，好象一团烈焰般烧遍每个角落，烧得人心焦躁、失去正常思维和感悟的能力，甚至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和犯罪行为。

一、贫富差距的现状

针对中国社会目前的“一切向钱看”现象，有许多研究认为是来自于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最近日本系列纪录片《激流中国》第一集《富人与农民工》，更是将中国贫富差距真实地，以画面惊人呈现，并列为社会稳定的重大危机潜流。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使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富人与农民之间千万倍的财富落差，画面在两个富豪家庭与两个农民工家庭之间切换……令人震惊和唏嘘的仅仅是贫富之差距吗？或者仅仅看到社会的不公义吗？回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文化中的功利性、实用主义的短视性。

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用意是刺激人们的致富心理以带动全民族的经济发展。当时生产劳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这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功利实用性政策，使致富、挣钱成了巨大的利益驱动，表面上看确实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社会功能。然而这一政策对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它吹破了虚幻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它为社会的不公义制造了借口，人欲望中的罪性从这个破口烈焰般喷涌而出。

先富起来的人中，不乏靠勤劳与机遇白手起家的平民个体企业家，但更多的是直接或间接的权钱交易，社会公义的倾覆造成了个人道德伦理的滑坡。市场的随机、政策的多变、国企的转型等等，所有市场经济初期必然产生的问题，在这个没有上帝之道作为超越性约束力的社会中，都成了一道道撕开的破口。

传统中依靠人的“自律”、“自我完善”、“自成为义”织成的道德伦理袍子，已是“补不堪补”。“五讲、四美、三热爱”、“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树了再多的标兵模范，补增了无数新的法令条律，贪官仍是比比皆是，婚姻仍是纷纷破裂。

是中国仍太穷，还没有富到“知礼仪”的地步吗？在“发展是硬道理”的障目一叶之外，自然家园的破坏、精神家园的荒芜已经是触目惊心。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是作为流通货币的“钱”吗？还是人的生存定位、价值取“向”？

 二、生存的两种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教导人轻富贵而重礼义、道德的内容。《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乐在其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被他认为是有“义”的人，是人生存的最高境界。

《圣经》中也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箴言》21：6）

两者的教导看上去很相似，但为何中国的“雷锋”一去不返，而在美国、在教会和查经班里，你却能见到一群群“雷锋”呢？他们如保罗般知道“怎样处富贵，也知道怎样处卑贱”。甚而不以贫为贫、不以富为富，因着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的生命，就认定自己是富足的，是可以给矛的。

人的存在具有现实性和超越性。人作为生命存在，当然有物质的层面，有“活着”的物质需求。但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物质肉体的存在，不仅仅只有现实性的存在，它还有更为重要的，生命意义的存在性。人本能地在维持自然生存基础上，会力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存在达到更完满的状态。而这个人生价值，取决于他设立的生存定位。

中国文化中的轻商、轻金钱，是建立在以“人的义”（做个义人）为生存价值标准上的。经过文化革命、经济改革等等运动，当人的生存价值一再改变，“清贫有德之士大夫”、“根正苗红的工农出身”、“个人服从集体的一颗螺丝钉”、“劳模”、“万元户”、“财富榜”等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不断解体、新建，建立在此岸人类社会的、境遇性的、人的生存定位也就必然随波逐流，不断变迁。

而在基督教思想中，人的生存价值在于上帝的创造，此刻、甚至整个人世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是住帐蓬的生活，荣辱贫富、顺境困境都有上帝掌管，都是为了人的益处，都是祝福。而生命的意义在于永恒，永恒的家园在天国，存在的最高境界是与上帝同在，因而，人生存的价值和定位是不变的。无论何人，在何境况中，他生命的价值都不比另一个生命贵或贱。虽然美国的社区、消费等都清楚地以贫富划分，社会时尚也风云变化，但生命的快乐与尊严，以及追求却并没有“一切向钱看”，这与基督教人生价值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没有对造物主上帝的敬畏与认识，人的生存就成了偶然，无价值预定的“始”，而“终”也是灰飞烟灭。即然生命“产生”并“归于”无意义的进化，此生存在的定位就只能在“此岸”，是境遇性的，随时变化的。我是谁？谁是“人”？都取决于社会当时的定位，人们的追求与努力就只能是，尽量满足这种短暂的、无确定、非真理、甚至无理性的，对“人”价值的定位。

如果否认上帝，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越而永恒的生存定位，生命存在的价值就只有当下性和物质性，那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生存观和生活方式就成为合理，这正是目前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内在基因。从不犯规的人是傻子，犯规而被抓住的是倒霉蛋，对于犯规而又不被抓住的人，人们怀着忿恨羡慕他。

虽然很多调查表明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带来幸福程度的增加，虽然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钱”能买到一切，但财富事实上成了“此岸”社会可以定量的物质标准，成了一种生存价值定位，于是，没有超越性生存定位的人就必然被“财富”，或别的相类似物质主义的“定位”所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