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季芬著

         ——论施玮的四部诗体小说

(预告：文中提到的四篇小说随后刊登在博客上） 

《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季芬著 <wbr>(4)

《驼背妇人》中的驼背妇人因为身体的残缺——驼背明晃晃地突显而获取了羞辱的“异己身份”。在此，“异己身份”的认同有双重含义：即“确定自我异于别人”（自我认同）和“我被确定异于别人”（他者认同），而“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共同趋向把驼背的妇人空掷到一个战栗、恐慌、迷茫的荒野之地：“活泼的心灵被畸形的驼背囚禁在羞耻中；灿烂的生命被死亡的权势囚禁在黑暗中；昼夜的日子被冷漠的人群囚禁在孤独中”。“异己身份”的锁定，肢解着妇人与“社会秩序”的整体性，把她逼入颓残的胡同弃若敝屣：“为了不破坏自己的宗教信心，为了不动摇上帝选民的优越感”，高贵的人们“只能把她看作一个另类，看作上帝弃置的一个废品”。身体体验着焦虑，焦虑又表现为对残缺身体的敏感和厌恶，十八年的恶性循环，令她的痛苦与羞辱已然成为一种习惯。“习惯到了最深的程度，不但掩盖了我们先天的无知，甚至隐蔽了习惯本身这回事似的，这只是因为习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程度。”[1]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一旦天天面对着巨大的、丝毫不能撼动的驼背，他们只能选择丢弃她。

但是，驼背女人会唱歌。唱歌是她的个体热情。而“人的生命热情都是个体化的，个体化的生命热情就是个体热情——个体的全部身体感觉投入某种价值偏好的喜欢什么的在世行为。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也需要身体的影子，两者不可或缺”[2]，所以驼背女人在夜深，翻过黑黑的山坡，“让洁白的衣裙在风里微微地有点飘动”。残缺的身体被个体的热情拽住了衣角，

来自身体的感觉融合到个体的热情之中，两者缠绕成一根生命的细线。“在女性主义神学中，身体的含义进一步由社会向‘自然’推移，‘用身体去理解’亦意味着与自然重新和好”[3]。于是，当驼背妇人感受着由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怀抱：她走到了水边，面对水里的星空歌唱时，“全然的接纳、轻柔的呵护”让她依恋、让她渴望。终于，在安息日，在会堂的角落，驼背妇人感受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拥抱。那一刻，“光却在呼唤她”。于是，她背负着羞辱的记号，裸落着所有的伤痕，向光飞奔。随着一声“女人，你脱离这病了”的宣告，上帝以他不能被阻隔的爱和大能，使得驼背妇人迸发出生命的热情，那是个体生命在被生存焦虑压抑长久后的一种心理能量的大爆炸。有着身体残缺的妇人却有着强烈的自爱，这实质上暗示着她是一个趋向“完整”的女人。温德尔认为，“完整”意味着三个方面：“依靠所有的感官去生存”；“我的身体的所谓低贱的部分在接纳、在整合”；“重新感觉自然，重新发现大地。”[4]这也正是她向往生命源头、并能够在习惯性的屈辱下仍然有着美好的感觉的重要因素。

一个真正的作家拥有创造的权利和自由，当然创造的自由最终要服从深奥的心灵法则。《在叙加的井旁》典型地体现这个创作原则。关于叙加井旁妇人的故事只是在《路加福音》13：10—17提到，并且关注点在于耶稣如何行神迹。而施玮则依据女性个体的心灵法则，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视点，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女性个体感觉的深刻印痕的语言重新抒写这个叙加妇人与耶稣之间的故事。

《在叙加的井旁》中的妇人和驼背妇人一样都承担着“污名”的重压。“‘污名’本义指身体上的标志残缺或品德邪恶的记号”“一个原本无伤大雅的特征成了污点，成了苦恼的记号，成了羞耻的原因”“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很容易被当作不太讨人喜欢、残次、糟糕以及危险的人”[5]。驼背妇人因为身体的标志残缺而被抛弃，在叙加井旁的妇人则是因为“品德邪恶”（曾有过五个丈夫，被视为不洁）而遭唾弃。她的“不洁”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克攻克的权威性，并直达叙加的每一个个体的无意识之中，使得叙加成为一个“类似于全封闭的、巨大的瘟疫恐惧症社会”（福柯语）：“她们曾经都是她的玩伴，可是今天‘名誉’已将她与她们隔绝。那美丽的笑容可以变成利剑；那银铃般的嗓音可以涌流出吞没生命的洪流”。然而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妇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一潭死水，也有着一块圣洁的自由区：她梦想着“走回少女、走回初生、走回纯洁”，并且“回归之渴”一刻连着一刻地燃烧。然而“那个可以投身的胸怀在哪里？那个可以收拾起始与终、泪与笑的胸怀在哪里？那个可以让人安居的胸怀在哪里？”妇人顶着沉重的空水罐一遍遍地呼喊，但“她也预备着承受那日日必承受的失望”。

然而，爱她的“他”正怀揣着他园子里所有的鲜花与香料在她日日失望之地——叙加的井旁悄然相候，“他”决意接她回家。“请你给我水喝”一声来自于上帝的请求，震撼了这个妇人，丢失许久的生命自尊因而回归了灵魂的附体。但是，被囚在世间尊卑的网格里很久的妇人似乎有了一种习惯成性的冷淡与不信任感：“谁甘愿进入我微笑狭窄的心灵？谁肯进入我污秽蒙尘的心灵？谁勇于进入我幽暗怨毒的心灵？谁能使我的心灵饱足？谁能使梦中的水声，在生命中发出真实的明亮？”，“如果个体欲望是个体生命热情的来源，重要的就不是摆脱而是掌握自己的生命欲望，对自己诚实”[6]，拥有着强烈的个体欲望而个体欲望又是其生命热情来源的妇人决定“掌握自己的生命欲望，对自己诚实”，她毅然地走出“知识”、走出“宗教”、走出“惧怕”，接受从天之间倾泄而下的蓬勃的喷泉：“那水的生命活跃地盛开着、明亮着”。

在《新约全书》中女人只是理性地作为耶稣行神迹的对象，她们被动地接受上帝的大能。然而“我们一旦使等级制度的思维模式销声匿迹之后，就会感到，在许多女人故事中，这种能动性即刻就会在女人们身上迸发出来。她们就是使这些过程得以实现并最终达到某种目的的主动者”[7]。施玮专注于深处困境但却拥有强烈的自爱、主动企求生命复活的四位女性，于她们的情感世界、心理流程中肯定女性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更为深刻的是她于女性诗意的情愫、个体的感觉之中挖掘出这些女性对于耶稣的意义：“她们同时也给予他感觉、使命、终生目标和团契，如果没有团契，使命和目的都会变得远离人类，变得抽象起来。她们获得生命力，对他寄托着希望、信任，寄托着超越他自身的景象。她们伴随着他的旅程，把他变成他本应如此之人，变成为所有人服务之人，变成能够安慰所有孤独者之孤独者，变成能够给予所有人以信心的自信之人，变成虽然走向死亡、却并不孤单之人。”[8]此时的女性和耶稣是一种积极互动关系中的两个主体。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一种自由而顺畅的情感交流、生命流动，缺乏任何一方，生命之河就会产生截流，甚至干枯而死。

[1] [英国]休谟：《人性论》，《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第47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德国]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刁文俊译，第155-15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5] [英国]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101-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2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 [德国]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刁文俊译，第1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版。

[8] [德国]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刁文俊译，第12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