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在第一个无神论国家蓬勃发展

阿西姆·哈姆扎（Asim Hamza）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它在世界最贫困国家排行榜上位居第三。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该国的农业技术就没怎么发展过。太阳没有升起的时候，买牛奶的队伍就已经排到了80人；药店里除了阿司匹林之外什么都没有；供电时断时续；所有宗教信仰均属违法，做一个十字架手势可能会让你入狱三年，拥有一本圣经则会被判五年。

哈姆扎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

政府控制的电视台每天只播放两三个小时的节目，有限的新闻节目总是报道着漠南非洲儿童挨饿的画面。哈姆扎说：“媒体告诉我们，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这样。他们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我们相信了这一点，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劳动党领导人。”当时，“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最封闭的三个国家之一，与朝鲜和蒙古并列，”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宣教士唐·曼斯菲尔德（Don Mansfield）回忆说。1991年，劳动党政府倒台之后他成为该机构在阿尔巴尼亚的事工主任，然而在那之前他从未去过那里。

曼斯菲尔德说：“我记得我当时在荷兰与许多全球宣教机构开会。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举起了手。我问，‘这个国家有多少基督徒？’”

他期待有人回答他一个数字，或者也许是一个人口百分比。“你认识索尼拉吗？”一个人问。“还有克里斯蒂？”另一个人回应。“玛丽亚是个基督徒。”“人们纷纷抛出他们认识的基督徒名字，我收集到了16个，”曼斯菲尔德说。“每个人都环顾四周，然后说：‘还有人认识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吗？’”没有人给出更多了。但是现在，曼斯菲尔德可以说出数百个名字。约书亚工程（Joshua Project）估计，现在全国可能有17,000名福音派基督徒。虽然其中一半的人数增长发生在国家开放的头十年，但福音派基督徒增长率（4.6%）仍然是世界其他地区平均增长率的近两倍（2.6%）。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我们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神的作为，”乌节播道会（Orchard Evangelical Free Church）主任牧师、福音联盟理事科林·史密斯（Colin Smith）说，他在2019年参加了阿尔巴尼亚福音联盟第一次大会，“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仍然很小，在这个世界的眼中，我们人数很少、微不足道。”地拉那真光教会（Light Church Tirana）主任牧师、阿尔巴尼亚福音联盟理事会成员安迪·迪纳（Andi Dina）说。“但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我们敬拜祂。我们知道祂将建立祂的教会，地狱的门也不能胜过祂。”

世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

即使在最高领袖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于1967年宣布阿尔巴尼亚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国家之前，福音派基督徒在该国也是少之又少。阿尔巴尼亚人口主要是穆斯林（70%，来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遗产），其次是希腊正教（20%，主要在与希腊交界处）和天主教（10%，主要在将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分开的海岸线上）。

据统计，当时全国福音派基督徒约有100人，主要聚集在科尔察市（Korce）的一个浸信会布道所附近。但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一周，政府将所有美国宣教士都赶走了，因为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被意大利占领了，而意大利是轴心国集团一员。

之后50年，外国宣教士都未能得到机会回到阿尔巴尼亚。二战后上台的GC主义者霍查不仅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鸦片，还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天主教意味着来自意大利的影响，正教直接来自希腊和塞尔维亚，而伊斯兰教意味着来自土耳其的干涉，新教则意味着西方的影响。当时，不仅宗教敬拜是非法的，而且头脑中相信宗教也是非法的。

霍查的宗教执法部门先是烧死了四名方济各会神父，然后把清真寺和教堂变成了工厂（尖塔变成了烟囱），并枪杀了一名为儿童施洗的天主教老神父。数百名神职人员被折磨和监禁了数十年，被迫在矿井和下水道中做苦工。政府制作的影片指责神职人员腐败、与外国势力勾结、安排强迫婚姻，并在电视频道上反复播放。报纸嘲笑受审的宗教领袖都是叛徒。

最终，阿尔巴尼亚的边界遭到了严密封锁，既反对民主的西方国家，也反对同样信奉GC主义的苏联和ZG（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都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尽管这两个国家彼此之间也这样互相指责），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进来看看这个国家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传福音了。但这并不能阻止圣经的传播。

从空中和海上

阿尔伯特·科纳（Albert Kona）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杜拉斯镇（Durrës）长大。在他的童年照片中，你可以数得出他的肋骨。他记得他的父母必须在凌晨2点起床，排队买面包或牛奶。

他的家庭一直是信奉东正教，尽管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天，他在祖母的一个古董木箱里玩耍时，发现了一本被撕掉几页的旧书残页。在书中，他读到了使徒彼得和约翰的故事。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得知圣经故事的人。二战结束后，一些美军官兵使用军用飞机飞越阿尔巴尼亚上空，将附着在降落伞上的《圣经》丢下地面。其中大部分被政府没收，但有一个人找到了《路加福音》中的大约12章。科纳说：“他明白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几年后，在国家开放后，他遇到了这个人，“他有一个真实而简单的信仰。”

1985年，一艘“世界福音动员会”（Operation Mobilization ，OM）福音船在距离阿尔巴尼亚海岸12英里的地方停泊，那里刚好在国际水域。船上的人把刚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的《马可福音》放入一加仑大小的密封袋中。他们将每个袋子吹起来并使其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在涨潮的时候把这样的圣经投入水中，祈祷它们会被冲到岸上。在科索沃，OM的工作人员在流入阿尔巴尼亚的大河岸边做着同样的事情。

曼斯菲尔德说：“这就是你能做的一切。一些瑞士基督徒曾试图在一次难得的入境拜访中偷运圣经入境，但当他们到达机场准备回国时，他们偷偷送出的所有圣经都退回给了他们。政府官员说：‘你忘了这些东西’。”

即使在霍查于1985年去世后，这个国家仍然对外关闭国境。又过了六年，边界才最终开放。但此时距离上一次开放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曼斯菲尔德还记得他第一次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走到海滩上，人们纷纷与他保持距离。

然后，三个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向他，毫不畏惧，好奇地打量着他们：“你来自哪里？”“你是做什么的？”“我做地球上最了不起的工作，”他告诉他们，“我可以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耶稣基督。”

这几个年轻人中领头的伦纳德（Leonard）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他的朋友们：“五分钟前我们不是说‘我们必须找到人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事’吗？”然后，他转向曼斯菲尔德，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的传福音开场白，“你会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吗？”曼斯菲尔德惊呆了，他与这些年轻人分享了福音。直到后来，他才想知道伦纳德是怎么知道要问起耶稣的。伦纳德说他曾经在海岸警卫队工作，有一天，他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密封袋，里面塞着一本《马可福音》。

曼斯菲尔德说：“上帝会有祂的办法，”时至今日他仍然为这个故事流泪。“当上帝想要行动的时候，他就会行动。”

“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

早期前往阿尔巴尼亚的传教士很快发现，像伦纳德那样对耶稣的好奇心比比皆是。阿尔巴尼亚经过了四十年的国家强制无神论教育，24年暴力摧毁宗教的努力，现在该国原先曾有的与伊斯兰、天主教或东正教的联系都很薄弱。当一个年轻人告诉他的父母他要信仰耶稣时，父母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穆斯林——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算是个“穆斯林”，现在他仍然在跟随耶稣。

“我们做梦都想不到，人们会主动对我们说‘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这令人难以置信。”塔米·多奇（Tammy Doçi）说，她在1992年参加了学园传道会在阿尔巴尼亚的第一个正式夏季短宣，“我们走进一个女生宿舍，她们会说，‘等等，让我们先去把朋友叫来。’到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会有18名女生挤在双层床上，仔细听我们讲福音并认真地问问题。”

帕特里克和艾丽西亚·哈文斯（Patrick and Alicia Havens）参加了同一次夏季短宣。“一个孩子看着我，抓住我的胳膊，说：‘嘿，你是要向人们讲述耶稣吗？’”帕特里克回忆说，“人们都准备好了要听关于耶稣的事。”“我记得有一个家庭——短宣那几天我们天天看到他们，”艾丽西亚说，“父亲过来说，‘我儿子还想再上一课，再给我们上一课吧！请给我们一本圣经，因为我们想知道什么是真理。’”

在现场宣教了几个月后，学园传道会欧洲短宣队聚在一起总结，“我们都在为新信主的人欢呼，”艾丽西亚说，“先是匈牙利有10个人信主，然后是阿尔巴尼亚的450个人。你意识到，‘哦，神啊，奇妙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

科纳（Kona）是这些新归信的基督徒之一。他喜欢读书，于是他的朋友从一些OM宣教士那里给他抢来了一本新约圣经。他对经文的编号感到疑惑。他说：“我开始以为它们是脚注，但奇怪的是，它们是在每句话的开头，而且太多了。而且，没有脚注文字。所以我以为我只读了半本书。”

这并没有让他放慢脚步。他彻夜不眠地阅读。他说：“到凌晨4点，我已经读到了《罗马书》的结尾，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以及我需要做什么来回应祂。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人祷告，但出于某种原因，我跪在床边，做了一个我认为是祷告的祷告。我觉得有事情发生了，我也感到有一个很大的热情，要像那个人给我那本书一样，我要告诉更多人！”

第二天，他和其他约40人一起参加了OM的敬拜。他立即投入到传福音、医院探访和村庄布道事工中。“我们遇到了约拿单·爱德华兹所说的‘恩典之窗’，”他说。“这个窗口大约有五年，只要你非常简单地单单宣讲福音，下一个星期天就会有300人到教堂来。人们非常饥渴，教会也在快速成长。”有些布道者讲述的福音很不准确或很混乱。神学也不完整。而且，并非每一个归信都是真实的——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你算一下在阿尔巴尼亚做的‘决志祷告’，这个国家已经被拯救了三次。

有些人可能只是为了表示礼貌而在回应卡片上签名；或者，他们只是想有机会和一个外国人交谈；也许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话说回来，其中一个说他对福音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后来帮助建立和带领了阿尔巴尼亚福音联盟。

阿尔巴尼亚福音联盟

“我看了《耶稣传》电影，”哈姆扎说，阿尔巴尼亚改革开放时他才15岁。“我当时想，哇，好有趣的电影，但我自己没有信。”哈姆扎算是个穆斯林，但却是个挂名的。“这只是意味着我有一个穆斯林名字，”他的成绩和行为非常糟糕，高中时就被学校开除了。他说，“我想，‘好吧，现在我已经离开学校了，我要去希腊工作并赚钱。’”但是，他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反而因为没有证件而被遣送回阿尔巴尼亚。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哈姆扎去军队上驾驶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谈论耶稣的人。同时，他开始陪他的小妹妹去参加当地教会的儿童节目。牧师的妻子注意到了他，请他留下来参加年轻人的活动。他照做了，“上帝真的抓住了我的心。”

哈姆扎开始做一些教会的总务工作，后来逐渐进入事工。他去上了都拉斯的圣经学校。在那里，他点开了“渴慕神”（DG）的网站。“它让我对上帝有了不同的、更符合真理的看法。……我在网站上读了几篇文章之后就会想：‘是的，神真是这样的。祂不是一个努力要抓住我们的小神，祂的伟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他开始与“渴慕神”合作，首先将约翰·派博的52篇讲道翻译成了阿尔巴尼亚语，然后翻译了派博关于加尔文主义救恩论的书。2016年，当派博在意大利的一次宣教会议上讲道时，已经有近60名阿尔巴尼亚人参加了那次会议。第二年，在北马其顿举行的福音联盟与渴慕神（TGC/DG）的联合会议上，与会的最大一支队伍来自阿尔巴尼亚。

参会者之一就是科纳，当时他就长老、执事、牧师和教师的角色问了很多问题，以至于有人告诉他说他“说话像个长老会神学家”。在搜索这句话的含义时，他找到了史普罗（R. C. Sproul），并最终在格林维尔长老会神学院（Greenville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获得了学位。另一位是安迪·迪纳（Andi Dina），他在大学里就信了基督。他在为福音联盟工作时读到了史普罗的著作，“我的心立刻被这些教义融化了，”迪纳说，他在2019年与ACTS 29合作建立了一个教会。

寻找神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阿尔巴尼亚官方定义为无神论的人都宣称或重拾宗教信仰——到2018年，自认为无神论者的比例下降到1%以下。人们主要将自己算为家族在共产革命前拥有的宗教——现在约75%的人是穆斯林，11%天主教，7%东正教。虽然福音派基督徒的人数从16人扩大到约17000人，但他们仍不到总人数的1%。

随着这个国家的文化逐渐满足于挂名的信仰、追逐财富，社交被新冠疫情和智能手机隔离，传福音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像西方国家一样，传福音的策略正在转变为以关系为重点。

“我们想看到的很多果子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都看不到，” 迪纳说，“我们渴望看到一代敬虔的牧师和领袖，他们每天都能舍己背起十字架，有一颗为基督的荣耀而燃烧的心，他们能像施洗约翰一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虽然有很多问题、很多缺点，但我们仍然深受鼓励。因为几乎在每个城镇，都至少有一个教会，”哈姆扎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帮助信徒建立对圣经和上帝的真正理解，而不仅仅是‘哦，神啊，你能不能为我做这件事？’”

为此，迪纳、哈姆扎和科纳正与其他理事会成员一起致力于阿尔巴尼亚福音联盟的事工，该组织现在已有一个理事会、一个网站和一个年度大会。他们已经翻译了几十本书和数百篇文章。

“我对此感慨万分，也有很大的喜乐，”科林·史密斯说，他于2019年在第一次阿尔巴尼亚福音联盟TGC第一次会议上对着约180多个基督徒讲道。“我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小浸信会。我们每周都有一次祷告会，我记得在十几岁的时候，为阿尔巴尼亚祷告，当时书上说阿尔巴尼亚没有基督徒，这让我无法理解，欧洲怎么会有一个国家没有基督徒呢？”

但是现在，“很明显，不仅基督徒的数量大幅增长，而且主正在培养新一代的基督徒领袖，特别是教会植堂者。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